【按】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标本性项目，中澳铁矿项目的投资失利反映了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中存在的疏漏和问题。建立动态的风险管理体系，严格执行风险评审流程，企业才有可能走得又稳又好。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皮尔巴拉地区卡拉沙镇附近投资开发的磁铁矿项目，被称为中澳铁矿项目。中澳铁矿项目注定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标本性项目，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矿产资源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
它的影响非常具有杀伤力，其投资方——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黯然辞职，母公司中信集团公司不得不出手相救。其总承包商——中国中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蒙受巨额亏损之后退出了这个项目，终止了自己投资的澳大利亚兰伯特角铁矿项目，其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了中国中冶领导班子。
2013年12月2日，中澳铁矿项目生产的第一批精铁粉开始装运，在普雷斯顿海角港举行的中澳铁矿首船成品矿启运仪式上，唯独中信集团董事长兼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愁眉紧锁。这是因为，与原计划相比，该项目的情况不容乐观。①投资超支：原计划投资42亿美元，现投资额已达到110亿美元，比计划超出了2倍多。②工期延迟：原计划2009年建成投产，实际延迟了4年。③产能缩水：原计划建成6条生产线，仅仅完成了2条生产线。
这些还不是全部。与工程总承包项目不同，中澳铁矿项目是一个投资项目，不是项目建成交付就可以划上句号的，中信泰富还需要继续中澳铁矿的生产运营。虽然中信集团下属的多家特钢厂将会使用中澳铁矿生产出来的精铁粉，但是，由于中澳铁矿的生产线建设尚未全部建成，不能形成规模效应，所以生产成本较高，每吨成本约在80〜100美元，根本无法与四大矿山企业（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FMG）每吨20〜40美元的成本相比拼。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国际市场上铁矿石价格处于下行通道，一直在持续下滑。2013年国际市场铁矿石每吨价格从140美元一路暴跌，2014年国际市场铁矿石平均销售价格在每吨70〜80美元，而目前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已经跌到了每吨5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中澳铁矿每生产1吨，亏损就在30美元左右。因此，2015年1月，由于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中信集团宣布，在2014财年，要对中澳铁矿做出14亿至1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6亿至110亿元的减值拨备。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中澳铁矿今天的境地？从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的角度来说，中澳铁矿项目中遭遇的风险堪称是具有标本性意义的。这里，列出其中主要的十大风险。
（1）地质条件风险。中澳铁矿地处西澳大利亚州的皮拉巴尔地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是世界上最为干燥的地区之一，到处是光秃秃的红土丘陵。现场的地质条件比预计的要差，地块硬度更大，这使得中信泰富不但在施工方面遇到很多困难，而且在矿石的采选上也有问题，需要耗费的磨选时间更长。另外，地下水要比预计的少且水质差，因此，海水淡化设施建设成本大大增加。
（2）合作伙伴风险。中信泰富选择了澳大利亚Mineralogy公司的帕尔默作为合作伙伴，2006年以4.16亿美元从他手中买下了中澳铁矿的开采权。但是帕尔默却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双方关于专利费、出入工地自由权、港口运营管理权和环保证归属等打了6桩官司，耗时耗力，对项目进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更为严重的是，2014年8月19日，帕尔默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中发表了一番辱华言论，在中国和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和民间都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3）政策法律风险。澳大利亚采用的是类似英美的基于普通法的法律体系，与中国以大陆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不同。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联邦国家，法律体系分为联邦法律和州法律，而且澳大利亚还有特定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矿业法律体系。例如，法律规定在矿业项目施工之前，必须由澳大利亚方面组织第三方咨询顾问提供相关研究报告后才能获准开工，因此，中澳铁矿的开工不得不延迟，而且需要在原有的预算之外增加数亿澳元的顾问费。
（4）合同管理风险。帕尔默之所以能够针对中信泰富发起多起法律诉讼，是由于当初双方签订的合同不够严密，他利用了合同中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不断制造麻烦。例如，双方对“矿石”的理解不同，中信泰富认为只有经过初级碎石机处理的才是矿石，而帕尔默则认为只要动土开挖出来的就是矿石，这使得双方对于合同规定的专利费计算产生了极大的差异。
（5）环境保护风险。澳大利亚非常注意环境保护，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例如，中信泰富在中澳铁矿项目中投入的所有生产设备，都必须符合西澳大利亚州制定的环境保护标准，而西澳大利亚州的环境保护标准远比中国国内的标准要高。所以，很多生产设备中信泰富必须从欧美厂家采购，而不能使用价格相对较低的中国生产设备，采购费用大大增加。再举一个“螃蟹桥”的例子。中澳铁矿项目建设的一条道路要通过当地一片螃蟹保护地，按西澳大利亚州环境保护的规定必须盖桥，桥洞还必须足够大以保证螃蟹可以爬来爬去。这座螃蟹桥让中信泰富投入了6000万澳元。
（6）社会责任风险。土著人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历史悠久，自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1770年发现了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之后，白人对土著人进行了长期的掠夺。近年来，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修复与土著人的关系，不断提高土著人权利，重视保护土著人的特有文化。中澳铁矿项目施工中，凡是涉及的每一处土著遗迹，中信泰富都要和土著人协商、搬迁，这些都是原来的计划中没有考虑到的。
（7）劳工政策风险。中国中冶当初总承包工程的报价较低，其前提就是使用中国工人。但是，中国中冶没想到澳大利亚劳工签证非常严格，其中一条硬杠子规定，赴澳工人必须通过英语雅思6级，电工、焊工等专业人员还必须通过澳大利亚组织的专门考试。结果，中澳铁矿施工高峰时用了4000多名工人，其中来自中国的工人还不到200人。而且，中国员工拿到签证到了澳大利亚，中国中冶必须执行“外籍工人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的规定，当地工人的工资是澳大利亚最高的，平均年薪大约为15万澳元，当时约合近100万元人民币。所以，在中澳铁矿项目中，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根本就不能实现。
（8）生产技术风险。澳大利亚一直以高品位的赤铁矿而著称，铁含量高的赤铁矿只需要简单的破碎筛选就可以用于钢铁生产。而中澳铁矿出产的磁铁矿含铁量较低，只有经过选矿之后才能用于钢铁生产。但是，中信泰富在前期可行性研究阶段，并没有将矿石样本运回国内进行工业化生产的试验和论证。所以，中澳铁矿项目原来的生产技术方案根本无法处理这样硬的矿石，必须重新进行研发攻关和设备调试。
（9）市场价格风险。当初由于全球市场铁矿石价格一路走高，刺激了各大矿业公司纷纷上马新项目，就在中澳铁矿项目建设的时候，各种矿业设备和材料成了紧俏的香饽饽，供求关系完全逆转，中信泰富的采购成本大幅度攀升。而当中澳铁矿建成投产的时候，全球市场铁矿石价格进入了下行通道，一直在持续下滑，这使得中澳铁矿的生产处于成本倒挂状态，项目的盈利变得遥遥无期。
（10）外汇波动风险。由于中澳铁矿项目投资巨大，考虑到美元和澳元的汇率波动，中信泰富与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在内的13家银行，共签下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这是一种累计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没料到2008年澳元大跌60%以上，使得中信泰富陷入巨额亏损。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宣布为了对冲中澳铁矿项目的外汇风险而购买的累计期权合约巨亏约150亿元人民币。这是当时全球外汇衍生品市场上最大的亏损。
总体来看，中澳铁矿项目在风险管控方面失分不少，风险识别漏项众多，风险评估严重不足，更遑论风险计划和应对。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宋华教授曾经评述道，“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折戟沉沙的企业居多，中信泰富的中澳铁矿项目就是其中一例，究其原委，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值得深思。进入国际市场需要充分认识到国际市场的风险，这种风险伴随着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的大小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需要充分掌握和了解各国的制度差异，这种制度距离如果没有能够很好地研究和了解，就容易产生巨大的代价。例如，澳大利亚在矿业开发管理上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存在着州立法案（包括采矿法案和采矿规章、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和土地管理法、地方政府法、水利灌溉权利法）和联邦立法案（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来规制矿业开发。显然，这些都是需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考虑的因素。”
为了做好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就像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一样，企业也需要扎扎实实建立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在员工中大力普及风险管理意识和知识，培育风险管理文化，重视风险管理的体系性、动态性、综合性和量化性。
（1）体系性。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在层次上涵盖企业的战略管理、项目集管理、项目管理和运营管理等不同层面；在内容上包括企业的风险管理原则、方法、流程和工具等。
（2）动态性。企业应该对风险持续地识别、评估、计划和监控，并关注相关的次生风险和剩余风险。值得推荐的一个实用工具就是风险登记单，如表1所示。因此，风险管理应该是持续动态的，而不是仅仅在项目投标阶段或在项目实施策划阶段所做的工作。
（3）综合性。海外工程的风险管理涉及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社会、国际法律、工程技术、国际文化、企业管理、金融外汇和财务税收等多个领域，如果企业不具备综合性能力，就会出现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认知盲区，这是最为主要也最为可怕的风险源。
（4）量化性。风险管理是需要投入的，采取相关的风险应对措施必须有相应的风险预算，该成本应该进行量化。中国企业需要通过长期的持续建设逐步建立能够进行风险量化测算的数据库，而坚决不能把项目的风险预算作为项目的潜在利润。
企业建立了风险管理体系之后，一定要严格执行风险评审流程，做好项目立项、投标方案、合同文件和实施方案等各个关口的风险管控。为了做好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以下几点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切忌评审流于形式，走过场。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钱武云先生认为，“中国工程企业海外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总是与相关领导的决策失误密不可分。”领导决策失误主要表现的类型包括：①拍脑袋型。领导缺乏海外工作经验，也不愿认真分析研究国际工程与国内工程的不同，仅凭自己在国内的老经验想当然地拍脑袋下决心。②自以为是型。领导有过一两个国家的实践经验，就不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仅凭原有经验盲目投标，盲目做决定。③急于求成型。领导急于求成，进入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后，如果较长时间没有获得项目，常常会有焦虑的情绪，甚至为了业绩不顾后果争夺项目，将风险置之度外。
其次，要大力提升企业管理人员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管理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涉及海外工程的方方面面，所以从事风险管理的人员必须拥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具备一定的分析预测能力。也就是说，要有善于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估的火眼金睛。这就要求企业管理人员不断充电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再次，要善于借助外脑。个人的认知可以划分为三个象限：已经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发生问题，很多情况下，不是由于企业管理人员不努力，而是由于他们不知道“不知道”，风险发生在他们认识的盲区，等到风险发生才一拍脑袋说没有想到啊！因此，建议中国企业要善于借助外脑，宁可在前期风险评审的各个关口支付一定量的咨询费，避免企业由于没有识别到的风险而蒙受可能的重大损失。
另外，由于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中国企业需要关注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正面临着的一些新特点：①投资项目越来越多，这些项目的生命周期延长，范围扩大，需要研究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②巨型项目越来越多，动辄就是10亿美元、几十亿美元，这些巨型项目已经不是一个单项目，而是项目集，需要研究巨型项目的风险管理。③软性风险越来越重要，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等过去不被中国企业重视的软性风险已经变得很重要，中国企业在这些软性风险上栽了不少跟头，吃了不少亏。
总之，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艰巨而又漫长的过程，做好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少项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警示。企业需要充分认清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的特点，采取多种措施，既要“走出去”，又要“走得稳”、“走得好”。当前，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希望在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管理清单能够尽快推出。
作者简介
白伟，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公司上海子公司总经理。
周啸东，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基业长青案例中心主任，《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去”经验与教训》一书主编。
